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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咏远有李》李咏 PDF电子书 免费 下载

书籍介绍点评:

九年前,这本书刚出版时,李咏正立于风口浪尖,充满争议。才华与温情,都被世间浮华和喧嚣掩盖。九年后,斯人已逝,再次重温这部旧作,方才读出一个真真实实的他:“我属猴儿,自比为孙悟空。其实,孙悟空在德行上是有一些粗鄙的渣滓,恶作剧的叛逆——好比黄金未曾炼净。”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,重新认识这个承受过太多误解和偏见的男人。

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咏,红极多年,风头不减,曾经发誓“不出书”,却在四十岁这年,决定高调推出自传。原因很简单,“就想在四十不惑的时候留点儿自己的东西。”从恶童出世,到不羁少年,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;从维系四年的初恋,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,再到父母之恩、为子之孝,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;从当年一脚“狗屎运”踏入央视,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,再到《幸运52》的从天而降,《非常6 1》、《梦想中国》、《咏乐汇》的异军突起……全书十余万字,四十岁的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、感悟、感恩,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,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,永远一屁股坐在老百姓堆儿里,谁拽也不起来!

高中时我回到了乌鲁木齐。我不爱说话,自我封闭,绘画就是我与外界的交流。高一开学前,去学校领了新的教科书。两三天的工夫,课还没上,我已经给所有的语文课文都配好了插图。

每天放学回家,做完功课,我就在小本上画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人物。人物按照“魏、蜀、吴”分类,公孙权、孙策、孙瑜、曹操、刘备、赵子龙、关羽、张飞……我甚至不需要参照,全凭想象,精细的白描手法。一页一个,一晚上能画四五个。

画完了,我把它拿去跟同学换邮票。一本二三十页的“三国人物”能换到一枚或一套很好的邮票,数不清我一共画过多少本。我并不懂集邮,到底值多少钱,无从考证,只是心爱换心爱罢了。后来才知道,也有值钱的,比如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。

我所在的乌鲁木齐铁三中是铁道部重点中学,也是全国重点。高一那年,我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,联合校团委,发起、组织了一次铁路系统的黑板报大赛,规模覆盖数十所中小学,规格相当于整个乌鲁木齐市。当时的我,对各种绘画技法都有涉及,粉笔画尤其拽得厉害。

有三天的时间,我没有参加学校的运动会,一个人在一块长约4米的黑板上,照着一本画册,用白色粉笔勾画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作品之一——《五四运动》。操场上人声鼎沸,枪鸣炮响,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,这一切于我只是遥远的背景,尽可充耳不闻。我的眼里只有线条、色块、明暗、凹凸,耳边只有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青年学生们在高喊口号,慷慨陈词。既不知道饿,也不觉得累……

我的作品不参加评选,只作为展示,几乎乌鲁木齐市所有学校的校长、主要领导,都来观摹这幅画,无不啧啧称奇。

各校参赛作品以照片形式寄来,经过评委会评分,颁奖大会上,由我来宣布获奖名单。

学校大门口的“着装守则”白纸黑字写着,男生不许留长发,教导主任拿着一把剪刀站在门口,违者就地处理。也不许穿喇叭裤、榔头鞋。可我就是这么副打扮——您要是让我现在回去换发型、换衣服、换鞋?我倒没问题,操场上那几百号参加活动的老师学生,只好麻烦他们等等了。

结果,当然没人把我怎么样。

长发、喇叭裤、紫红色大头皮鞋,我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宣布获奖名单。没错,我倨功自傲,我有恃无恐。但是那一刻,我体会到了何谓“宽容”,心中只有两个字:感激。

自从在黑板报大赛中小露锋芒,学校发现我是个“绘画奇才”。过了些日子,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来新疆招生,教导主任热情地鼓捣我去面试。我稀里糊涂带着大量素描,一些水彩、水粉作品,以及一幅油画,去了他们的招生点。

西北民院的老师看了我的素描作品,赞不绝口,天生的油画家坯子,问我:“毕业证带了吗?”

“什么毕业证?”我一头雾水。

“你高三毕业没有毕业证吗?”

“我,我开学上高二。”

“我们这是大学,招高中毕业生,你高二来干吗?”老师大为光火,空欢喜一场。

一年多以后,临近高考,班主任老师建议我报考西安美术学院。

西安美院没有面试,只要求考生将相关作品邮寄过去,合格者直接进入复试。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制度不严谨,给滥竽充数的人提供了方便,随便把谁的作品寄过去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吗?而复试只是考一些简单的常识,基本上起不到甄别人才的作用。最后一关,文化课考试,以我当时的成绩,一考一个准儿。

我挺“洁身自好”,不愿意和一群有可能“滥竽充数”的人混在一起。另一个使我犹豫的原因是郭鸿儒老师说过的一句话:“画画是讲究血统的。”我没有这个血统,未来能走多远,很难说。我冷静地考虑了几天,决定放弃美术专业。

这令很多关心我的老师大失所望,他们反复劝我,千万慎重,这可是本科文凭啊。可我没有改变主意。

一个画家就这样“夭折”了。

多年以后我又重新拾起画笔,是为了女儿。

女儿学画,我为她请了一个私人教师,教的都是中规中矩的东西。我在旁边看得兴起,没跟女儿商量,就当上了她的业余老师。

我给女儿上课,走的是“野路子”,不规律也不系统,全凭自己的经验和体会。她在幼儿园信笔涂鸦的作品我也都保留着,印象派、立体派,完全没有章法,随她发挥吧。

我喜欢让她边玩儿边学。一张白纸,我先把四个角折进去,告诉她绘画讲究留白,折进去的部分不可占用。然后问她:“你看到了什么?”

“公路、汽车。”

我把这两个词写在小黑板上。“还有什么?”

“山、水。”

我又写上,“还有呢?”

“还有好多人在摘樱桃。”

“你刚才说的这些,都叫元素。现在爸爸要把元素按远、中、近分开,然后……”

好的画作,贵在“栩栩如生”。当然,其中有技巧问题,有想象力问题,还有是否用心观察的问题。把看到的东西铺排有致地展现在纸上,对孩子来讲有难度。于是我先帮助她整合这些元素,区分开远中近、黑白灰,她再来画。画好以后,我在原图上修改。一边修改,一边给她讲什么叫“比例”,什么叫“构图”,什么叫“逻辑”。

“画画,不但要画你看到的,还要画你想到的,感受到的……”

仿佛时光倒流,我随女儿回到童年,回到自己撅着屁股趴在桌子上画乌纱帽的那个混沌初开的夜晚。

带女儿出去旅游,速写本和钢笔是我随身必备。在澳大利亚,我问她:“悉尼歌剧院像什么?”

“贝壳。”

“对。为什么像贝壳呢?”

“因为旁边是海。”

“对了,旁边有大海。”

一边吸引她注意力,我一边飞快地将悉尼歌剧院的轮廓勾勒下来。一定要快,因为女儿两分钟就不耐烦了,非拽着我走。所以我的速写本里充斥着各种“半成品”,晚上回去再对着照片完善。

我常和女儿一起翻看过去的速写本,边看边考试。

“法图麦,这是什么?”我指着其中一页问她。

“叹息桥。”她反应飞快。

“在哪里?”

“威尼斯。臭水沟!”

“那儿还有什么?”

“冈都拉!”

“这个呢?”

“嗯……延安。”亏她想得出来。

“胡说!再看看!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挠头。

“我带你去过,离中央电视台不远。”

“哦……好像叫天什么?”

“天坛?”我成心误导。

“胡说!”

“那是天什么?”

“想起来了,天宁寺!”

对话间,记忆翻波逐浪地涌起。画中的时日、心情、风景,甚至阳光和温度,一一重现。

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么?

陨落的“中国帕瓦罗蒂”

我的座右铭是“生命在于静止”,高中三年,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。

高一,人家参加运动会,我自己在教室里画画。高二则是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:“惊天枪后疾如飞,勇往直前不后退。高一(2)班运动员正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向终点,加油,加油!”

选我念稿,可能是因为歌咏比赛的时候我唱过“战士双脚走天下,四渡赤水出奇兵”,那会儿都说我嗓子好。

运动会结束了,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,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。我跟王浩很熟,像是哥儿俩。

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,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,大约30岁。她看到我,挺激动地站了起来。

“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,叫李咏。”王浩介绍说。

“你好。”我懵懵地打了个招呼。

经她自我介绍,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,姓刘。高中没有音乐课,所以我几乎没见过她。她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,学习美声唱法。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,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。

“你的声音很好,愿意跟我学唱歌吗?”她望着我,满眼热切。

我却到后来才真正理解她的心境。一个唱过《卡门》、《蝴蝶夫人》的年轻女孩儿,师出名门的高材生,毕业后却分配到边疆的一所企业中学里当音乐老师,只能唱《茉莉花》、《纺织姑娘》这类小儿科,何等怀才不遇。

“愿意啊。”我并未多想,只是觉得艺多不压身。

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,但很快就冷静下来,对我说:“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,需要很多先决条件,比如声带条件。”

“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?”

“听上去是很好,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检查。”

我吓一跳,怎么学唱歌还要先去医院啊?怎么个查法?疼不疼?

带着一连串的问号,我和她一起到了医院,挂了口腔科的号。

还好,过程比我想象的简单,就像小时候嗓子疼去医院检查一样,医生拿起一片压舌板,让我张开嘴,“啊——”打着手电往里看了看。

诊断结论是:“声带闭合很好,宽、厚、长,像瓷砖一样光滑。”

我莫名其妙,头回听说这么形容一个人嗓子眼的。

刘老师对我解释说:“假如声带闭合不好,有缝隙,声音就是嘶哑的。声带的宽窄、薄厚,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、音域的高低,表面的光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。懂了吗?”

似懂非懂。我一脸迷茫地望着她。

挂号费和诊断费都是刘老师替我交的。她是真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。

很快,我开始上课了。每周二、四两天,放学后直接去音乐教室找她,每次训练两个小时。

头一回去她那儿,她从屋里抱出一面红色的腰鼓,从上面拆下一条红绸带,扎在我的腰上。确切说,是在“小腹”那个位置。

“这叫丹田。”扎好以后,她用手拍了拍,“唱歌要用这里的气。”

“这里还有气?”我很诧异,下意识地挺了挺肚子。

“来,我教你。”她双手按住我的肩膀,让我呼吸,呼吸的时候肩膀不许动,只能肚子动。

“这就叫’腹式呼吸’,学美声,这是基本功。我们每个人躺着睡觉的时候,用的就是腹式呼吸,今晚睡觉前,好好体会体会。”

然后是练声。“闭上眼睛,想象有一个点,在你头顶上,唱’呜——’,用你的声音去触碰那个点,感觉丹田的鼓荡变化……”

我试着“呜”了一声,不对,像假哭。又粗着嗓门儿“呜”了一声,也不对,像狼嚎。

“发声的时候,声音不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,要用脑后音。”她轻拍我的后脑勺,“从丹田出来,经过后脊梁,在这里共鸣,穿过这里顶到头顶!”

我越听越迷糊,后脑勺还能出声?

第一天就在我高一声低一声的“呜呜呜”中过去了。

隔一日又去,刘老师想出了新招数。练习发声的时候,我站在窗口,夕阳从窗外照进来,她正好看到我侧面的剪影。她盯着我的喉结,声调越高,喉结越往下降,就说明我没偷懒,确实在“气运丹田”。

“唱歌啊,特别讲究’吸着唱’。”她说,“只有在吸气状态时,你的喉结是下降的,喉咙才会打开。”

这也太有悖常理了。以我当时有限的实践,很难理解这一点。

“见过夏天里狗是怎么喘气的吗?”看我一脸困惑的样子,刘老师突然问我。

“见过啊。”

“什么样?给我学一个。”

我心想,您可真会逗闷子,人这口气还没喘利落呢,怎么又学上狗了?

我吐出舌头,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下,还把两只手做狗爪子状抬在胸前。

“手不用学!”她笑着打我一下,“就像这样,用小腹的力量带动呼吸,没事儿就练习,对气息和肌肉都是很好的锻炼。”

我就纳了闷儿了,原来不讲究发声方式倒好,怎么一开始“专业训练”,什么气运丹田,脑后共鸣,狗喘气……特累不说,发出的声音也怪怪的。还有那个“吸着唱”,越唱越觉得倒不过气儿来。

就好比,“齐步走”和“猫步走”是两个学科,骑自行车和蹬三轮是两大体系,表面近似,实则不通,都得从头练。而且在彻底熟练之前,闹不好连以前那点儿本事都丢了。学什么东西,都要经历这么一段“不破不立”的过程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,我的喉咙打开了,每次音域扩展练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,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。连老师都惊呆了,她发自内心地欣喜啊,蛰伏多年,终于等到一个得意门生。

刘老师排斥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,男高音歌唱家里只推崇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,其余门派皆是扰乱视听。我受她影响甚深,以至于直到今天怕去卡拉OK,一唱流行歌曲,必跑调无疑。

一年以后,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《嘎哦丽泰》,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练习曲目。

嘎哦丽泰,

今天实在意外,

为何你不等待?

野火样的心情来找你,

帐篷不在你也不在。

我徘徊在你住过的地方,

只是一片荒凉,

心中情人几时才得见面,

怎不叫我挂心怀。

嘎哦丽泰 嘎哦丽泰,

我的心爱……

唯美深情的咏叹调。我陶醉于自己的歌声,感到了一种“准艺术家”的兴奋。

那时我很刻苦。我家旁边是一片广阔的麦田,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,绕着麦田跑步,跑完步就在树下“啊呜咪呀”地练声,做各种气息练习。

当时我因为“血统问题”,已经放弃考美术学院的想法了,因此我和刘老师有一个约定,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——高三毕业,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,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。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,偏偏忘记了一件事。

我比较晚熟,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。正在我孜孜以求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,一天早晨醒来,我突然发现自己失音了。

那是一段可怕的记忆,仿佛堕入一场噩梦,无论怎么使劲,也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
母亲急忙把我送到医院,医生的诊断是“声带小结”,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。

接下来很长时间,我都住在医院里,每天输液,雾化吸入治疗,打激素,脸肿成一张大饼。

同学每天都来给我补习功课,刘老师也来看过我,总是带着深深的忧郁、焦虑,还有种说不出的歉疚。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,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。

每天早上醒来,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:“你好!”发不出声儿。那段时间我从未笑过,反正也笑不出来,只是一阵听上去令人难受的嘶哑的气息。

和家人交流全靠手势和纸笔。当时我并没想到声音对我有多重要,只觉得这样哑剧式的生活实在很麻烦。

直到两个月以后,那天早上,我从床上坐起来,伸了个懒腰,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:“你好!”

话一出口,我吓傻了。

居然发出了声音……而且,根本不是我的声音!

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,嘶哑的,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,响亮的。

我这是怎么了?

几天以后,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。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,高音再也上不去了,只剩下中低音。我的心冰凉冰凉,全完了。一年的努力,因为这场病而付诸东流。

梦碎的不只是我,还有我的老师。她在旁边为我弹琴,一边弹,一边无声地流泪,泪水真的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,止也止不住。

“你的声带条件还是很好,咱们唱不了《嘎俄丽泰》,还能唱《乌苏里船歌》。”她停止弹琴,转过身望着我,哽咽着说。

我没有回答她。在那一刻,我的内心已经放弃了。因为我还有乐理、视唱练耳等一系列专业训练没来得及完成,病这一场,老师也不敢再给我施加声乐练习强度了。我不唯心,但我突然相信这就是宿命。

后来,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。考上广院之前我又一次去医院检查了声带。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:“宽、厚、长,像瓷砖一样光滑。”老天助我,劫后余生。

听说我考上了广播学院,刘老师曾经到我家里去,哭着劝我,可不可以不要去北京。只要复读一年,明年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。她泪流满面的样子,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。

或许一个老师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,确切说是“请求”,是有些不合常情的。而我却完全理解她的用心。她的确是为了自己的理想,我是她的理想的一部分,但她又何尝不是为了我的将来?

所以,我真心地感谢她。但我实在等不起了。

经历过高考的人,都知道最后那一年剥皮抽筋似的难熬。

今天的她也应年近花甲。我一直不敢和她联系,见了面,不知说什么好。

大学,唯一的逃离之路

我怀念我的童年。

周围满目都是俄式洋楼,我们家也在一座尖角的俄式洋楼里,尖角楼里养着鸽子。

家里是木地板,要定期打蜡。打完蜡怎么维护呢?姐姐从集市上买回一大包瓜子,我负责请小朋友到家里来嗑,瓜子皮嗑得满地都是,然后用笤帚把瓜子皮扫走,扫完了,地板就变得很亮。

家里订了牛奶。每天早上送奶工一来,边走边摇铃铛,几条街都能听见。打奶是我的任务,一听见铃声就赶紧端一个大号的不锈钢杯子,出去排队。每天都能在队伍中见到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,有时候在我前面,有时候在我后面,我没有和她说过话,但却觉得和她十分亲近。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。

为了这个小女孩,我写过一篇小说,名字就叫《爱?雨中?浪漫》。写了一稿又一稿,幻想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,大约万把字,写完就烧。除此之外,暗恋的心情无可排遣。

我想逃离新疆,莫名其妙地讨厌那里,一切的一切都令我厌烦和抵触。因为暗恋,我常常感到伤心。我还拒绝参加高中毕业会考,母亲和我谈了两个小时,才说服我去向老师认错,补考。我听父母谈起过支边多年的感受,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,又得到了什么?

这个地方,我一刻也不想多呆。我收拾好行囊,藏在床下,打算伺机行动。

逃离新疆,这个愿望随着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而变成现实。

高考之前,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面试,要招一个“西部班”。我的嗓音是天生的,而且很幸运,尽管大病一场,低了8度,但并未影响质感。参加初试时,老师听了我的声音,便决定让我跳过二试,直接进入三试。

我压根儿没想到全家会一致反对。父亲是撰写地方史的编辑,母亲是“新疆优秀女企业家”,儿子考戏剧学院,当演员,那不是丢人吗?我姐姐还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:“演员得是浓眉大眼,瞧你那模样,开什么玩笑?”

我当时并不执著于演员这个职业,只是近水楼台的选择之一。所以他们反对,我也不做抗争。我一心盼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快点儿来,快点儿来。

那是1987年。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反复强调,考不上大学,你们呀,就在铁路沿线当个扳道工吧,没别的出路!

我每天都在家里嗑瓜子,扫地,扫啊扫,嗑啊嗑,录取通知书怎么还没到?烦死我了!

正是盛夏,溽暑难捱。身边的同学都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我急得嘴唇上起了一个比黄豆还大的水泡,抠、抠、抠,抠出一个大血痂。

有一天,我正在擦地,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:“李咏!”

我家住在二楼。我停下来,扯着脖子朝窗外喊:“谁?”

不管是谁,我都没什么好气儿。

“录取通知书到了!”我这才听出来,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。

“哪儿?”

“北京广播学院!”

“你丫别哄我啊!”我把扫帚往地上一摔,跑到窗口冲他嚷嚷。

“真的!赶紧去学校,找校党委书记!他让我来喊你的。”

“真的?”我略微迟疑了一下。

“真的!快去吧!”

我猛地清醒过来,惊喜啊!庆幸啊!我一步跳过横在脚边的扫帚,冲进房间换衣服,把身上穿的套头衫用力往上一掀,一下子碰掉了嘴唇上的痂。真疼!我摸了摸没流血,就没管它。

一路狂奔至学校,进到校党委书记办公室,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对不起。”

原来,北京广播学院有规定,通知书不寄给考生个人,而是寄给校党支部书记。他老人家一看,以为是私人信件,直接揣在包里带走了。过了好几天才想起来,打开看看,什么东西?这才发现是李咏的录取通知书。

为了这张纸,我嘴唇上永远落了个疤。

考进央视,一定是狗屎运

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第一堂课是吴郁老师上的。他环视着屋里这群漂亮、阳光的少男少女,一句话就给他们定了位:“你们不是明星,是广播员。”

第一次期末考,出于种种原因,我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。那时我有些胆怯。我是从边疆来的,人家都是北京人、上海人、南京人。头半年我几乎不说话,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观察他们。慢慢地我发现,虽然我连新疆都没出过,但他们读的书未必有我多。

而且,我的嗓子是真好。播音系的重点是发声练习、吐字归音练习。有的人练爆破音,“b、b、b……”大冬天的,就这么对着墙喷,能把墙上喷出一个冰疙瘩,这不是笨蛋吗?我从不练声,考试轻轻松松就过。

甚至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去上课,迟到了,班主任王璐老师把我拦在了讲台边上。“洗脸了吗?”

“没洗。”我揉揉眼睛道。

“啊一个。”

所谓“啊一个”,就是用一口气,把汉语拼音的单韵母和声母从头到尾平稳地读下来。

“a、o、e、i、u、ü、b、p、m、f……”所有发声练习里,我最不怵的就是“啊一个”。

“你们都练成他这样,就行了!”王璐老师冲我一挥手,“回去接着睡吧!”

大学期间我老旷课,但是最后一次考试,我愣考了全班第一,得到了最高奖学金。有好事者提出要重新给我核分儿,我没反对,核来核去,还是第一。

1991年,大四第二学期,我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对外部实习。央视这座崭新的大楼子,三年前刚刚落成,《新闻联播》向全国人民展示过它的三维图像,那么神秘而高不可攀。

我们班39个学生,有三分之一都在央视各部门实习。谁不想留下来?对外部的大导演们都喜欢我,器重我,手把手地教我做事情。但毕竟他们不是台长,也不是广电部部长。

我没有“后台”,也没有“后门”,每天除了兢兢业业地工作,抢着擦桌子、扫地、打水,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。

实习期快要结束的时候,央视开始面向各大对口院校正式招收播音员。方式比较传统,只收各校考试成绩排前5名的学生。最后定下来可以参加面试的学生,全北京一共10男10女。

学校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,但我压根儿就没抱希望。只看分数当然不在话下,可就我那长相,在我们班男生里排前10都勉强,做点儿幕后工作还行,选播音员,央视能看上我吗?

面试那天,哈文陪我一块儿挤312路公共汽车去的,一路暴土狼烟,整得灰头土脸。走到中央电视台大门口,才发现其他参加面试的人都是坐“小巴”或者“打的”来的。看他们个个衣着光鲜,哈文让我去卫生间洗把脸,好歹亮堂点儿,我就去了。进去以后,居然看见几个男生在对着镜子化妆。

面试在一楼的一间大演播室里。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,第一反应是灯光太晃眼,下意识地用手遮了一下,稍微适应了一会儿,才看清楚面前坐着一排人。

“姓名?”其中一位开始发问。

“你们不是刚刚叫过吗?知道还问?”

没人接我下茬儿,我意识到可能耍“过”了,老老实实说了一句:“李咏!”

“李咏同学,现在在座有黄惠群台长、杨伟光副台长以及各部门主任。中央电视台全体员工都在通过闭路电视收看演播室里的情况,希望你正常发挥。”

“好,来吧。”我心里明明特在意,又偏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

第一试是新闻快读。现场给一个300字的急稿,只有30秒准备时间,从头到尾读完,出错不得超过2处。我嘴皮子利落,玩儿似的就过了,后来听说这一关筛掉了不少人。

后来又问了我很多问题,我只记得最不靠谱的两个。

一个是:3只鸡3天下了3只蛋,请问9只鸡9天下几个蛋?

我想也没想就说:“反正不是9个!我又不是养鸡的,不知道。”

另一个是:请列举5个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家。

“美国、英国、科威特、阿富汗……其他的想不起来了。”

“李咏同学,你再好好想想,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。”

我又想了想,还是想不起来。“真不知道,您告诉我吧!”

人事处的老师哭笑不得,“伊拉克。”

我当时在心里猛抽自己三个大嘴巴子,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,连伊拉克都能忘,真行。但我立刻想出个堂而皇之的理由:“伊拉克是敌国啊,咱们也同意打的!”

考完试出来,我坐电梯上16层,回对外部“上班”去,遇上一位台里的灯光师。实习几个月,我跟台里这些设备保障人员、灯光师都混得特熟,好多大导演去借设备,都说“没有”,我去借就有。

“哎,哥们儿,可能是你留。”他挺神秘,话说得含含糊糊。

“怎么讲?”

“刚才你们都走了,黄台让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你的表现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不是全台都看闭路电视吗?最后那段儿,视频拉掉了,音频还在。我听见的。”

灯光师的话我没太上心,也不是不信,就是不想存什么幻想。

中午吃完饭,我和几个对外部的编导一块儿下围棋,心不在焉。吕斌主任一直在旁边看我。我觉得他在看我,倒也没太在意。看了一会儿他说:“李咏,你来一下。”

我刚想好一步棋,只好先放下,起身去了他的办公室。

“把门关好。”他小声示意我。

我又转身把门关好。

“坐下。你知道今天留谁吗?”

我摇摇头,“不知道,也不想知道。反正肯定不是我。”

他突然严肃起来,盯着我,一言不发。

过了半晌,才一字一顿说:“小子,听着,就是你。”

我当即傻了。就我那表现,怎么可能?为什么啊?

“但是,目前党委还在讨论,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。所以,”他目光犀利,向我提出严正警告,“你要严格保密,包括对你女朋友!党委的事情如果散布出去,就很可能会有变动。”

我愣愣地看着他,还是说不出话。

“刚才,我看你有些心不在焉,所以提前把消息透给你。”老领导意味深长地说,“你,可不要违纪啊。”

“谢谢领导关心!谢谢领导信任!”印象中,那天一直到我离开吕主任的办公室,来回来去说的就这两句话。

接下来几天,哈文挺心急,天天问我:“怎么样?有消息吗?”

我强忍着内心纠结,装作很茫然的样子对她说:“没有啊,没人通知我。”

我心里埋怨,这吕主任也是,告诉我干吗呀?又不让跟别人说,还不够我难受的!

几天以后,央视正式通知我被录取,我这才扭扭捏捏向哈文坦白:“其实,这件事吧,我上礼拜就知道了,没敢告诉你。”

话音未落,即遭暴打。

“你连我都瞒?胆子够大的啊!”哈文叉着腰,柳眉倒竖,杏眼圆睁。

我一边委屈地辩解:“我有什么办法?这是党的纪律。”一边恨自己嘴大心窄,藏不住事儿。

1991年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,归我了。

我听说有这么几个原因,首先,领导们通过几只鸡下几只蛋的问题,觉得这孩子挺直率,不装——装也没用,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道小学生“奥数”的经典题目,太损了。其次,这孩子挺机灵,没想起伊拉克,还能给自己编个理由,是否合理不论,贵在张嘴就来。

这件事到这儿,原本可以告一段落了。忆其始末,我明白了几个道理:第一,不该知道的最好不知道;第二,既然保密,就让它彻底烂在肚子里,打死也不说;第三,世界上确实有“狗屎运”这种东西存在,我李咏,何德何能?

然而福无双至,与狗屎运结伴而来的往往是一宗坏消息。没过多久,我果然对另一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,那就是“造化弄人”。

我的档案上新盖了几道戳: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办公室,中央电视台人事处,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。看似板上定钉,一切都没跑了。

一天中午,我正在睡午觉,梦见自己成了范进,站在马路当间振臂高呼:“中了!中了!”却被迎面上来的老丈人扇了一个耳光,“该死的畜生,你中了什么!”

我一激灵,醒过来了。还真有人在旁边猛拍我脸蛋,“哥们儿,醒醒,快醒醒!中央台不要你了!”

我何曾受过这等刺激,“腾”地坐起来,恶狠狠地盯住他,“扯什么淡呢!”

“真的真的!系主任让你赶紧去一趟!”他语速很快,看上去不像开玩笑。

“我靠!”我一把推开他,俩脚往鞋里一塞,“噌”地奔了系主任办公室。

“章都盖完了,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?其他台我都已经推了,这不是开玩笑吗?”

系主任搓着手,很无奈地告诉我,他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,具体原因还不清楚。

看来跟他理论也没用,我又火急火燎跑到了中央电视台。

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长官,他慢言慢语地向我解释:“你进央视,要占用一个国家人事部的干部指标,但今年广电部没有名额了。不过你放心,我们还在努力。”

回学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,没坐车,忘记了要坐哪路车,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,直到天黑。

当然,您不用猜也知道,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,否则今天我也没机会在这儿给您痛说革命家史。

非常感谢广播学院的刘济南院长,她很重视此事,马上就去广电部了解情况,为我争取这个名额。而她发现,事件的缘由简单得可笑:毕业分配前夕,广电部干部司曾经问过中央电视台:“你们今年招播音员吗?”央视的回答是“未定,不好说”。于是当央视最终定下一个人选,临时告知广电部,对方不干了。问你的时候不说,现在想起来要名额了?没有!来了个下马威。

别人没收拾,光收拾我了,三天瘦了一大圈。

现在想想,太好笑了。

拿到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后,我郑郑重重地把它挂在脖子上,和哈文在央视大楼子前面照了一张合影。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,没什么事儿,也会把这张出入证拿在手里,摩挲来摩挲去,反复端详,心中五味杂陈。

这天中午,我又在欣赏出入证,老觉得背后有人,扭头一瞥,没看见谁,于是继续欣赏。

不对,还是觉得有人,使劲儿一回头,这下看见了。

“石老师!”我“噌”一下跳起来,立正站好。

站在我背后的,是纪录片《空中丝绸之路》的总导演石宪法。

“是不是感慨良多啊?”他笑眯眯地问我。

听这话,应该是瞅我半天了。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李咏,这只是个开始。你等着吧,不出两三年,”他在我脑门儿上点了一下,“你这块尖石头,就会被磨圆的。”

书籍目录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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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,那点事儿《幸运 52》缘起GO BINGO…要不您来试试?将来你火了,得把哥儿几个名字印 T 恤上!到底谁欠谁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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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学文化去图书馆屁股决定脑袋我的口号—娱乐娱乐只会带头起哄,不会语重心长当回“刽子手”

当砸蛋遇上扯淡砸蛋,给自个儿“加戏份儿”都这岁数了,还挺红!

都是“身价”惹的祸哪儿哪儿都挺在意和敏感“汉阳造”对“迫击炮”

算出来的《咏乐汇》敢叫“咏乐大点”?生意不好做啊!我玩儿的是跳棋

CCTV 版罗德曼丫是谁?性别男,爱好女!你是主流吗?

四十,不惑事儿关于自己关于工作关于生活

后记:鸡猴到头儿 文/哈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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